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成语(击节称赏)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成语(二十六)

 

击节称赏

击节称赏语出西晋·左思《蜀都赋》:“巴姬弹弦,汉女击节。” 击节称赏常用来形容对诗文或音乐等的赞叹与褒奖。节:乐器名,指拍板一类的节奏乐器,是汉魏时期盛行的相和歌的重要伴奏乐器。相和歌是汉代时期在“街陌谣讴”基础上继承先秦楚声等传统而形成的。先是清唱无伴奏称为徒歌,后发展到有伴唱而无伴奏的但歌,最后为有丝竹乐器(笙﹑箫﹑琴﹑瑟﹑筑、节等)伴奏的相和歌。《晋书‧乐志》记载:“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从节亦可延伸出节拍、节奏之意。弹弦:从接下来的文字“起西音促柱,歌江上之(liáo,疾风声)厉”来看,应是指筝,促柱则指的是移动支弦的柱,以使弦紧。 宋代陆游《真珠帘》词曰:“归去,想闲窗深院,调弦促柱。”

左思(约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为人其貌不扬,讷于言辞,而辞藻壮丽,才华出众,后为西晋文学成就最高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潘岳、郭彰、刘琨、欧阳建、陆机、陆云、石崇等)的成员之一。晚年从洛阳移居冀州。西晋(公元266年—316年)虽然仅维持了51年,但在公元263年灭蜀,在公元280年灭,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大一统王朝。左思的代表作《三都赋》(《魏都赋》、《吴都赋》和《蜀都赋》)就是写于这大一统之后,当代国学大师姜亮夫(1902-1995)认为作于291年。《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说明左思创作的目的:“思作赋时,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清代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认为:“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晋书·左思传》说他“构思十年,门庭籓溷(fān hùn,篱笆和厕所),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历10年完成《三都赋》,由于左思不但文笔简练,字字珠玑,而且“贵依其本”、“宜本其实”征信求实的文学追求,竟使得当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比喻作品极有价值而广为流传的成语“洛阳纸贵”就出自对左思《三都赋》的赞美。

苦撰十年赢得“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虽让左思名声大振,而且其文名也并非未达天听,但他的命运可远比不了两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子虚赋》)、张衡(《二京赋》)能以赋进身,渗透到西晋社会各个方面的门阀制度使出身寒微的左思始终怀才不遇。经过晋武帝、晋惠帝之后,他终于认清了门阀制度给寒门之士所设的重重障碍,要想入仕途,还需“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左思以郎官(秘书郎,掌管图书经籍的收藏及校写)始,以郎官止,多年未见升迁,他最终抛弃了一切幻想,弃秘书郎而归隐。他在著名的八首《咏史》诗中抒发了“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人生态度,他藐视权贵,以涧底松自比,把窃据要津的贵裔比作山上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猛烈抨击“世胄蹑(niè,登)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腐朽丑恶现象,表现出与统治势力决裂的高亢情调与不屈的精神。梁代文学批评家钟嵘(约468~约518) 在《诗品》中高度评价左思诗作“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在评价陶渊明的诗作时则说其“又协左思风力”,可见左思对后世诗风的深远影响。

对于能引起“洛阳纸贵”的《三都赋》来说,用“击节称赏”来赞扬它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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